密切聯(lián)系群眾:任弼時與《共產(chǎn)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
——中央檔案館館藏珍貴歷史檔案背后的黨史故事之四
1943年6月,為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22周年,任弼時撰寫了《共產(chǎn)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一文,今日讀來依然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這篇文章的原稿,就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文中這樣寫道:“為什么說向群眾學習,是有關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不脫離群眾的問題呢?因為黨的一切政策和決定之是否正確,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眾的利益與群眾的要求,是否能夠得到群眾的擁護,并能夠動員群眾積極起來去奮斗去實行,只有這樣做到,才是正確的。而要這樣做到便必須使我們的領導經(jīng)常面向著群眾,經(jīng)常關心群眾的生活,善于去傾聽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善于去總結群眾斗爭的經(jīng)驗并找出其教訓與規(guī)律,再去指導群眾行動……群眾的創(chuàng)造力量是非常偉大的,只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
任弼時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提出的共產(chǎn)黨員要增強群眾觀念,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fā),從照顧群眾的經(jīng)驗出發(fā),從依靠群眾的力量出發(fā)的觀點,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善于向群眾學習,是任弼時對革命經(jīng)歷的深刻總結,也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實寫照。
1916年,任弼時12歲時就在他的作文《愛群說》中寫道,“人必有愛國之心,愛國必先合群,合群必先愛群”“吾國之弱者亦由無愛群心,每受外人之壓制”“若能愛群,國安有不強哉?”
關于這一點,任弼時的女兒任遠志曾回憶:“在沒有讀到父親兒時作文之前,在同他的共同生活中我已經(jīng)深深感到他是個很講團結的人,在處理兒時我們兄弟姐妹的關系中,特別是他在分配給弟弟、妹妹學習用品之類的東西時,總是不辭辛苦地先做思想工作。有一年,為讓年僅8歲的弟弟遠遠將自己的舊自行車讓給小姐姐遠芳騎,他在莫斯科養(yǎng)病期間,不遠萬里付信叮嚀。這些,我原以為只是父親對待子女的做法,看了父親兒時的作文,我才知道,‘合群’觀念自少年時代即深植父親的思想?!?/p>
1922年,任弼時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就積極投身于革命事業(yè)。在黨內出現(xiàn)左傾或右傾時,任弼時始終堅持用“向群眾學習”的態(tài)度擺正自己。
陳獨秀作為任弼時的思想啟蒙者,深受任弼時敬重。然而,隨著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任弼時在看到陳獨秀的種種錯誤事實后,堅決與右傾機會主義斗爭。在“八七會議”上,任弼時發(fā)言指出:“黨怕群眾,處處遷就小資產(chǎn)階級,使黨失去了作用?!?/p>
其后,隨著革命運動不斷興起又屢遭失敗,各地黨組織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壞,大批黨的優(yōu)秀干部被捕和犧牲。有過親身考察湘東暴動實踐的任弼時經(jīng)過冷靜觀察思考與分析,在1928年1月完成了《對于暴動問題的意見》一文,他分析各地暴動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廣大群眾參加,群眾本身既無有效組織,更無暴動奪權意識。因而他指出目前最緊迫的工作是“組織群眾,引導他們在作日常的部分的斗爭中去培養(yǎng)群眾暴動奪取政權的意識,鞏固階級組織”,“使他們自己感覺不可磨滅的偉大的階級力量?!?/p>
抗戰(zhàn)初期,任弼時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時,經(jīng)常強調軍隊建設中要注重發(fā)動群眾。對于這一點,從兩個美國人眼中可以得到印證。1937年12月14日,應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埃文斯·卡爾遜的要求,任弼時向客人介紹八路軍的政治工作情況時說:“軍隊好比是魚,人民好比是魚游泳中的水?!蓖ㄟ^教育人民群眾也要懂得為什么與日本打仗,怎樣才能打敗日本,如何在內部和睦相處,懂得如何盡義務和利用權利;對日軍的工作是揭穿日本統(tǒng)治者的謊言,讓日軍戰(zhàn)士獨立思考……卡爾遜聽后寫道:這些話“包含著真理、理想和智慧”。
在向美國記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介紹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和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時,任弼時說:我們的軍隊十分重視發(fā)動群眾,“只有人民參加抗日,我們才能勝利”。把人民組織起來,“既是勝利的保證,又是戰(zhàn)爭結束后民主的保證”。要發(fā)動群眾,首先是把日寇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罪行講給群眾聽,同時改善群眾的生活。八路軍通過當?shù)卣畞頊p租、減稅、減息,又要不讓這些要求提得過高,致使有錢人破產(chǎn),以有利于全體人民團結一致抗日。
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戰(zhàn)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討論土改問題時,任弼時發(fā)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演。其中指出,“我們對工商業(yè),應采取保護和領導的政策”,破壞工商業(yè),“是一種自殺政策”。黨的政策是僅僅沒收官僚資本與真正大惡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業(yè)歸國家或人民所有。要向工人、農(nóng)民和士兵解釋清楚,使他們懂得為何要有工商業(yè),教育一切勞動人民懂得局部的暫時的利益要服從整個的長遠的利益。否則“形式上看來是走群眾路線,實質上是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對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問題,任弼時說:“教授、教員、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他們大多是地主、富農(nóng)、資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們自己干的事業(yè),是一種腦力勞動。對于這些腦力勞動者,民主政權應采取保護他們的政策”“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中國原有知識分子專家來替人民辦事”“要防止因為消滅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與封建制度有聯(lián)系的知識分子。那對人民的事業(yè)是有害的”……
毛澤東對這篇講演十分重視,親自修改補充定稿,將其確定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指示“由新華社轉播全國各地,立即在一切報紙上公開發(fā)表,并印小冊子”。
任弼時對事業(yè)和工作恪守著“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的準則,長期抱病工作。由于過度勞累,任弼時于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46歲。
任弼時為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樹立了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光輝典范。事實說明,黨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與密切聯(lián)系群眾分不開。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堅持群眾路線的歷史。今天,我們依然倡導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大力弘揚黨的光榮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不斷開創(chuàng)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