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現(xiàn)實社會矛盾與周邊安全威脅的迫使。我們原本是一個精神富有的國家，因為共產(chǎn)黨是靠精神起家的，并且這個精神力量還源自政治信仰下的政治活動，這和依托宗教信仰的西方國家存在巨大差異。然而，隨著世界政治生態(tài)的變化，以及我們相關工作中存在的失誤，精神“大廈”出現(xiàn)了動搖，甚至面臨坍塌的危險。要實現(xiàn)精神的崛起，依照現(xiàn)實的政治生態(tài)，很難再找到像烈士這樣富于感染力的精神之源。 不僅如此，大國在成長過程中與他國的矛盾和摩擦是不斷加劇的，即“成長的煩惱”，因此，國家和軍隊要隨時面對外部挑戰(zhàn)，特殊情況就是戰(zhàn)爭帶來的流血犧牲，那么能不能找到一個支撐力量，就顯得十分關鍵。顯然，這一點已成官民共識。比如，在最近通過的紀念日《草案》說明中，民政部長李立國強調：“立法的目的是緬懷烈士功績、弘揚烈士精神，培養(yǎng)公民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傳承中華民族氣節(jié)血脈，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激發(fā)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而社會大眾也做了與之相一致的解讀，并且愿意接受價值引領和精神塑造，有位網(wǎng)友發(fā)帖說：“這是對先烈的尊崇，回望來路，莫忘初衷。唯有勇毅前行，用一個更好的中國告慰先人!”

當下，中國周邊安全威脅越來越嚴重，而應對威脅并不能僅僅依靠物質力量，更重要的是需要精神力量，特別是軍人犧牲精神的激發(fā)，甚至是民族精神的激發(fā)。

第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積極倡導。黨中央高度重視精神文明建設。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伊始，一再強調堅定共產(chǎn)主義信仰問題，鮮明地提出這是共產(chǎn)黨人“精神上的鈣”。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決定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加強作風建設，“反四風”等，其實都是著力解決共產(chǎn)黨員的精神追求問題。

借助為國犧牲精神引領社會文明進步是大國通律，具有啟發(fā)和借鑒意義

從一定意義上講，西方國家的精神力量并不僅僅依靠政治活動，而是以宗教構成其精神“大廈”，或者說西方的精神力量來自三個途徑：宗教、政治以及職業(yè)精神。這既是美國總統(tǒng)就職時，手按《圣經(jīng)》宣誓效忠《憲法》的原因，同時也是每一張美元背后都印有“我們信靠上帝”的原因。

即便如此，西方大國仍然十分重視從為國犧牲者那里獲得精神力量，或引導社會價值觀。以美國為例，他們歷來重視褒獎為國犧牲者，同時注重弘揚其精神，這一點充分反映在好萊塢大片中。給我們印象較深的是，每當一個美軍陣亡將士的遺體運回國內，即使是半個世紀前陣亡者的遺骸，國家都要為其舉行隆重的下葬儀式。美國國會還把每年5月的最后一個星期一定為“陣亡將士紀念日”。每到這一天，總統(tǒng)都要出席在五角大樓旁邊安葬了20多萬名陣亡軍人的阿靈頓國家公墓舉行的紀念儀式，其間要向無名士兵墓敬獻花圈，同時發(fā)表演講。他們還將這一天的15時定為“全國追思時刻”。英國大抵如此，他們是將每年距離11月11日最近的那個周日作為“烈士紀念日”。在這一天，英國女王會出席并主持紀念儀式，王室成員、政府高官、軍隊將領以及各界人士共同參加儀式。他們將這一天的11時，定為民眾集體默哀時間。

世界各大國都重視并采取這樣一種方式教育國民，這是由價值觀建設的規(guī)律決定的。一方面，主流精神和核心價值觀不同于流行文化、消費文化，后者可以自然傳播，而前者則需要理性支持，需要主流社會作出有效的主動行為，否則不足以引領民眾。另一方面，節(jié)點和儀式更能聚焦大眾的目光，更能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且便于營造氛圍，強化其效能。當然，在具體形式和理念上，會因文化、宗教的差異而有所區(qū)別。對于相信靈魂存在的宗教信仰者來說，祭奠死者或許就是為了慰藉亡靈。而對于我們這樣的缺少宗教傳統(tǒng)的國家來說，將祭奠烈士活動作為國家意志和國家行為表現(xiàn)出來，就不僅僅是為了紀念逝者，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弘揚其精神，引領價值觀念，即以死者教育生者、激勵生者。因為，烈士身上蘊含的精神和價值觀，對于弘揚主流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