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青春之歌》第一版，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青春之歌，回蕩在幾代中國人的青春記憶里

■武新軍

《青春之歌》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描述革命知識分子成長史的優(yōu)秀長篇小說，在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中激起了巨大反響。林道靜、盧嘉川、林紅、江華……這一個個青年布爾什維克的鮮明形象，定格在人們心中，啟示著年輕讀者：一個人的一生應當如何度過，個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如何與時代相連接，與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相聯(lián)系？《青春之歌》閃耀著青春和理想的光輝，深深印刻在中國青年的記憶中，在幾代中國人的青春歲月里，都有《青春之歌》的旋律在回響。

楊沫設想根據(jù)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創(chuàng)作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

《青春之歌》從醞釀到完成，歷時六年。1950年，36歲的楊沫頻繁因病休養(yǎng)，在病痛與孤寂中，抗戰(zhàn)時期的記憶經(jīng)常浮現(xiàn)在她的腦海。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有時回憶過去，回憶那些犧牲的戰(zhàn)友、老百姓；也回憶我自己年輕時（包括小時候）的生活、經(jīng)歷，這些生活萬花筒似的時常在我眼前晃動、繚繞，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們從心上移到紙上?！薄凹偃缬幸惶欤幸槐緷B透著自己的心靈，打著個人生活、斗爭的烙印，也蕩漾著青春的火焰的書出現(xiàn)在世上，我想，我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幸福的人！”楊沫設想根據(jù)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創(chuàng)作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這就是《青春之歌》創(chuàng)作的緣起。

在當時的年輕革命知識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識分子中，楊沫的經(jīng)歷是有代表性的。1914年，楊沫出生在北京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她為抗婚離家出走，走上社會，當過小學教員、書店店員，后來接觸左翼進步青年及進步書籍，開始向往革命。1936年，楊沫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她在冀中一帶參加抗日戰(zhàn)爭，之后參加解放戰(zhàn)爭，先后擔任過縣婦救會主任、抗聯(lián)會宣傳部長、報社編輯等?？谷諔?zhàn)爭時期的冀中地區(qū)，干部傷亡率非常高，許多與楊沫有著深厚友誼的戰(zhàn)友，三兩天前還在一起工作、談笑，忽然就犧牲了，犧牲時往往二十來歲。楊沫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憶他們：《黎明報》刻字員馬敦來，圓圓的臉總含著溫和的笑；區(qū)委書記呂烽，常在夜間與楊沫一起穿行于敵人的心臟，找到群眾開展工作；敵工科科長李守正，喜歡文學，與楊沫碰面總有說不完的話；區(qū)長王泰，子彈打光后犧牲在熊熊烈火中，就在犧牲前兩三天，還送給楊沫一只從敵人手里繳獲來的精致的小懷表……烈士們?yōu)閲液兔褡迳嵘×x的精神，使楊沫產(chǎn)生了強烈的創(chuàng)作沖動，渴望把烈士們的豐碑搬到廣大群眾面前，“這思想像命令似的在我心里轟響著”。

▲1942年晉察冀邊區(qū)文協(xié)第一次代表大會，前排左四為楊沫。

1951年8月，楊沫明確了以女主人公的成長來建構(gòu)長篇小說的想法，這就是《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靜。作品以“九一八”到“一二九”這一歷史時期為背景，塑造了林道靜這一覺醒、成長的革命青年形象，將林道靜的人生經(jīng)歷融入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宏大敘事。林道靜從個人反抗融入集體斗爭、從幼稚走向成熟、從軟弱變?yōu)閳詮姷某砷L過程，呈現(xiàn)的正是楊沫以及與她有過共同經(jīng)歷的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楊沫形成了革命工作至上的觀念，并以此確立自我的價值和意義，她渴望在奉獻社會的過程中獲得自由，擁有波瀾壯闊的人生。為參加抗戰(zhàn)，楊沫先后把還在吃奶的女兒、剛出生的兒子寄養(yǎng)出去，“我跳出了感情的牢籠，走出了狹窄的家庭，投身到一個偉大的集體中來了！我知道等待我的是危險甚至死亡，也許我將永不能見到我的女兒，比起一個革命青年對于革命事業(yè)的向往，那算得了什么呢？”而作品中，林道靜所遇到的各個人物，她最初的戀人余永澤、引領(lǐng)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導師”盧嘉川、她最終的革命伴侶江華、溫柔而堅定的女共產(chǎn)黨人林紅等，都有著楊沫人生各個階段的影子。

1951年9月，經(jīng)過一年多的醞釀，楊沫開始動筆寫作，小說初名為《千錘百煉》，后改為《燒不盡的野火》，最終在出版時定名為《青春之歌》。在漫長的寫作過程中，烈士們的奉獻精神支撐楊沫戰(zhàn)勝了病痛的折磨，“我相信，我那些年紀輕輕就為革命獻了身的同志，會支持我寫，鼓舞我寫。他們那么深摯地活在我的心里，為了他們，我愿用淚水做墨水，在白紙上滴滴地印上他們鮮紅的血漬……”經(jīng)過六七次重寫、修改，小說初稿終于在1955年4月底全部完成。

讀者來信絡繹不絕，詢問林道靜、盧嘉川等書中人物是否還活著

《青春之歌》的出版過程充滿波折。由于小說主要描寫知識分子生活，與寫工農(nóng)兵的文學主潮有些游離，中國青年出版社拿到初稿后舉棋不定，要求楊沫自己找名作家寫審讀意見，如果被專家肯定，小說就可以馬上出版。楊沫通過妹妹、著名演員白楊介紹，請中國文聯(lián)秘書長陽翰笙審讀，陽翰笙抽不出時間，就把稿子轉(zhuǎn)給中央戲劇學院教授、魯迅研究專家歐陽凡海。歐陽凡海寫來6000字的長信，提出非常細致的修改意見，由于分析缺點比較多，中國青年出版社不再主動與楊沫聯(lián)系。在出版無望的情況下，楊沫想起過去的老同事秦兆陽，請他把書稿介紹給作家出版社。由于秦兆陽時任《人民文學》副主編，說話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決定盡快出版，但因為外部社會因素、紙張嚴重緊缺等原因，小說的出版一再延宕，中國青年出版社也想趁機拿回小說的出版權(quán)。幾經(jīng)周折，《青春之歌》終于在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令楊沫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小說出版后很快成為暢銷書，短短半年時間就發(fā)行39萬冊，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發(fā)行121萬冊。到1990年止，累計發(fā)行500萬冊。短短幾個月時間，楊沫從默默無聞的普通干部變成在報紙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知名人物。

▲《青春之歌》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文字。

青年學生是《青春之歌》主要的讀者群。北京大學生物系三年級學生曾排隊輪流看小說，大家都很急切，有個同學生病住院，“我們把看書的優(yōu)先權(quán)給了他，這被認為是最好的關(guān)懷和很大的幸運”。有些同學好不容易拿到小說，“晚飯也不吃飽或者干脆不吃就到參考室去占座，一看就是一個晚上”。

《青春之歌》在許多工廠也很流行。北京市電子管廠一號車間二工段乙班的30位青年，竟然有27人看過《青春之歌》?！肚啻褐琛愤€抵達了邊疆之地的礦山。遠在祖國南嶺山脈腹地的礦業(yè)工人劉鐵山，在氣候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工作一天后，晚上在勉強能看清字跡的燈光下，閱讀遠方的朋友捎來的《青春之歌》，并積極向同伴推薦。何其芳坦率地承認，自己在初讀《青春之歌》時，對它吸引讀者的程度“是估計不足的”，“覺得它未必能夠吸引青年知識分子以外的廣大的讀者”。事實證明，并非如此。

農(nóng)民文化水平普遍不如工人，但他們也是《青春之歌》的重要讀者群體。1963年底，在《文藝報》《四川文學》《湖南文學》等刊物組織的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許多青年農(nóng)民都閱讀過《青春之歌》，或聽過史林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講《青春之歌》。還有不少說唱藝人在茶館、書場、集鎮(zhèn)、車站等場所，向識字不多或不識字的群眾傳播《青春之歌》。在稍后浙江、上海等地農(nóng)村興起的“講小說活動”中，《青春之歌》也是重要的講述對象。

知識女性也是《青春之歌》的重要讀者。楊沫曾任河北省安國縣婦女抗日救國會主任、冀中十分區(qū)抗日救國聯(lián)合會婦女部長，1949年后又任北京市婦聯(lián)宣傳部副部長，對婦女解放問題有過深入思考。楊沫把女性解放問題與知識分子道路選擇合二為一，使林道靜的成長更有說服力。當時成千上萬的知識女性，與林道靜有著大致相同的遭遇、思想和情感，從尋求個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們能夠從林道靜的成長過程中看到自己，從而成為小說的忠實讀者?！肚啻褐琛穼ε缘纳鏍顟B(tài)和女性解放問題的書寫，引起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qū)鄧穎超的共鳴，鄧穎超曾多次鼓勵楊沫戰(zhàn)勝疾病多寫作品。習仲勛的愛人齊心、蕭克的愛人騫先佛、鄧拓的愛人丁一嵐等，也長期關(guān)心楊沫的疾病與寫作。

▲鄧穎超寫給楊沫的信。

讀者來信絡繹不絕，詢問林道靜、盧嘉川等書中人物是否還活著。有一個戰(zhàn)士來信表示，一口氣讀了兩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靜現(xiàn)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體怎么樣，并說部隊里很多同志讀完后，都關(guān)心她，懷念她。武漢軍區(qū)空軍司令部某部甚至開來公函，請求作家楊沫提供林道靜的具體地址，以便直接與她聯(lián)系，更好地向她學習。有幾個南京的女學生來信說，她們曾幾次到雨花臺尋找盧嘉川的墳墓，非常遺憾沒有找到……

《青春之歌》緣何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楊沫把最真摯的革命情感與追求入黨的神圣感注入作品，使《青春之歌》煥發(fā)出絢麗的光彩，滿足了讀者的閱讀期待，這是小說暢銷的根本原因。何其芳認為作品受讀者歡迎，首先在于其“火焰一般的革命熱情”，巴人、馬鐵丁也認為革命的激情、鮮明的愛憎、熱情的筆調(diào)、正義的力量等，是小說吸引讀者的主要原因。多數(shù)讀者來信都表示要以盧嘉川、林紅、林道靜為榜樣改造自己，一些讀者表示要從余永澤、徐寧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小說因此被稱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教科書”。現(xiàn)在許多人認為《青春之歌》對讀者的吸引力，主要源于“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感情戲，這顯然是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流行觀念解讀革命時期的文學，而忽視了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閱讀風尚：當時的文學閱讀并非僅是一種消遣娛樂行為，更是一種尋找人生之路和政治理想的方式。

小說出版后產(chǎn)生了轟動性影響，也引發(fā)了激烈的爭議。讀者郭開尖銳批評楊沫以同情的態(tài)度寫林道靜的小資產(chǎn)階級思想，沒有寫林道靜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從而在《中國青年》《文藝報》《讀書》等報刊引發(fā)關(guān)于《青春之歌》的大討論。

1959年《中國青年》第4期發(fā)表茅盾的《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一文，為這次討論作了總結(jié)。茅盾明確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義的優(yōu)秀作品”，“林道靜是一個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認為林道靜這個人物是真實的，“因而，這個人物是有典型性的。”并指責武斷粗暴的批評者：“如果我們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歷史情況，而只是從主觀出發(fā)，用今天條件下的標準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事物，這就會陷于反歷史主義的錯誤”。楊翼（蔣南翔）、劉導生等參加和領(lǐng)導過學生運動的人，也都認為林道靜的成長過程具有典型性，勾勒出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所走過的共同的道路。

1959年下半年，楊沫根據(jù)各方面的意見，對小說進行系統(tǒng)修改，補寫了林道靜在農(nóng)村的七章，約8萬字，增加、修改林道靜和北大學生運動的三章，此后又對小說進行整體修改、調(diào)整，并于1960年正式推出《青春之歌》再版本。這次修改主要圍繞林道靜的形象展開，而盧嘉川、林紅在修改本中幾乎沒有什么改變，這兩個偉大的黨員形象“是我二十多年來在斗爭生活中觀察、體驗所凝聚出來的真實人物”，楊沫對他們傾注了所有的愛，“在創(chuàng)造盧嘉川、林紅這些視死如歸的共產(chǎn)黨員形象的過程中，我自己的精神境界就仿佛升華了，就仿佛飛揚到崇高的境界中。他們今天已經(jīng)成了我心目中的導師和朋友，因為這樣，我才感到很難把他們的形象再加改動?！?/p>

楊沫曾說：“與其說《青春之歌》是我一個人寫的，不如說它是集體智慧、集體力量的創(chuàng)造更合適，也不如說它是黨的光輝歷史的自身閃現(xiàn)更合適。”也可以說，《青春之歌》的寫作與反復修改的過程，是楊沫及同時代知識分子的成長經(jīng)歷、精神結(jié)構(gòu)、理想信仰、痛苦歡樂與新中國成立后知識分子思想歷程相互契合、相互對話的結(jié)果。

▲電影《青春之歌》劇照。

鄧穎超給楊沫寫信：“《青春之歌》電影我看過不止一次，小說也看到‘忘食’”

由于小說《青春之歌》產(chǎn)生轟動性影響，小說的電影改編問題成為文藝界關(guān)注的焦點。早在小說出版之前，楊沫的妹夫、導演蔣君超就開始著手電影劇本的改編，1958年上海電影制片廠把《青春之歌》列入拍攝計劃，并選好了導演和演員。由于周揚、陳荒煤等領(lǐng)導堅持由楊沫自己來改編、由北京電影制片廠來拍攝，上影廠改編和拍攝的請求被否定。1959年初，在波及全國的《青春之歌》大討論中，楊沫吸收各方面的意見，把小說改編為電影文學劇本。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指示鄧拓、楊述等領(lǐng)導“一定要用最好的膠片，把《青春之歌》拍好”。為了尋找飾演林道靜的最佳人選，導演崔嵬在全國發(fā)起一場尋找“林道靜”的活動，通過媒體報道，發(fā)動廣大群眾對林道靜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議，甚至遠在印尼的華僑也給北影廠寄來了演員名單表。白楊、張瑞芳等著名演員，都想飾演這個角色，崔嵬力排眾議，大膽起用了湖北歌劇院不知名的小演員謝芳。

參與電影《青春之歌》拍攝與制作的人員，大都有著相同的歷史經(jīng)驗與情感體驗。導演崔嵬參加過北平的學生運動和冀中的農(nóng)民斗爭，“我熟悉當時的歷史情況，我理解林道靜的思想和斗爭，懂得她的快樂和憂傷，因為我也是沿著她所走過的道路走過來的，這也是我能將這部影片拍好的重要思想基礎(chǔ)?！敝x芳雖然沒有革命斗爭經(jīng)歷，但她生長在高級知識分子家庭，能夠準確把握林道靜的成長過程，抓住林道靜思想情感的變化。秦怡為了進入林紅的內(nèi)心世界，白天讀《青春之歌》的評論材料，晚上看《革命烈士詩抄》《紅旗飄飄》，還跑到天安門廣場去尋找靈感。音樂家瞿希賢為《青春之歌》寫音樂時，特意重溫自己、也是林道靜走過的歷史，并在音樂中引入《五月的鮮花》《救亡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等他們青年時代所唱的“青春之歌”的旋律，來表達崇高而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再唱起它時就仿佛重逢自己最親密的老戰(zhàn)友那樣激動人心?！?/p>

▲電影《青春之歌》劇照。

在相關(guān)領(lǐng)導審看影片時，陳毅認為影片達到了國際水平。在陳毅推薦下，周恩來夫婦邀請導演、編劇和主要演員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家中，和他們一起在餐廳臨時改的小放映室里，觀看電影《青春之歌》。楊沫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這個時刻：“總理坐在中間，兩邊是鄧大姐和我?！捌庞持?，總理忽然扭頭小聲對我說：‘小超很喜歡看你的小說《青春之歌》……’我訥訥地說不出話來。此刻我能對總理說什么呢？當影片放映了將近三個小時，就要結(jié)束了，總理又對我說：‘小超身體不好，看電影只能看到一半?？墒墙裉焖馨堰@么長的影片一氣看完了?！编嚪f超后來曾給楊沫寫信，說：“《青春之歌》電影我看過不止一次，小說也看到‘忘食’。”

電影最終在全國放映，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影院全部爆滿，很多影院24小時放映，出現(xiàn)許多人餓著肚子通宵達旦排長隊買電影票的盛況?？谷諘r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鮮花》因這部電影，再次流行全國。

日本共產(chǎn)黨主席野坂參三在廣州看過電影后，著文《中國知識分子所走的道路》，號召日本青年閱讀《青春之歌》，指出林道靜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應該走的道路，并說“女主人公在入黨時舉手向黨和人民宣誓，用她那充滿了喜悅和自豪的目光凝視著紅旗的神態(tài)，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在日本二十多個城市陸續(xù)上映，一年中一部拷貝共放映了3249次，許多青年工人看過影片，紛紛提交加入日本共產(chǎn)黨的申請。謝芳跟隨中國婦女代表團訪日期間，東京的大街上也出現(xiàn)了林道靜的巨幅劇照和畫像。在朝鮮和越南，影片也深受歡迎。

▲《青春之歌》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文字。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1990年，《英華之歌》出版。這兩部作品是《青春之歌》的延續(xù)，但影響力遠不及《青春之歌》，“青春三部曲”的代表作，仍是《青春之歌》。

1995年12月，楊沫去世。在楊沫的追悼會上，“《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成為說得最多的一句話。今天，“青春之歌”四個字，已經(jīng)成為頗具象征意味的語詞，進入人們的常用詞庫之中?！肚啻褐琛穯⑹局聲r代的青年，應該樹立怎樣的人生觀、價值觀，將個人的發(fā)展與國家的建設結(jié)合起來，勇于承擔社會和歷史的責任，不斷開闊自己的心胸和眼界，使自己獲得更快更好的發(fā)展，也使自己獲得更多的快樂、幸福與力量，讓青春發(fā)出絢爛的光彩。

（作者：武新軍，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