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高調就是官僚主義”

■辛士紅

每到總結和籌劃工作，一些人講成績天花亂墜，講規(guī)劃頭頭是道，講前景一片大好，調門高八度，全然不管靠不靠譜、合不合情。對于這類“睜著眼睛說瞎話”的現(xiàn)象，魯迅先生早有斷言：“唱高調就是官僚主義。”

唱高調古來有之。《史記》中記載，漢惠帝時，匈奴單于寫信給呂后，語多輕薄。呂后大怒，召諸將商議。樊噲慷慨激昂地說：“臣愿將兵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其他人也揣測呂后的想法，同聲附和。唯獨中郎將季布說：“樊噲可斬也！”他直言反駁，當年漢高祖劉邦“將兵四十余萬眾，困于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呂后聞言默然。歷史沒有假如，呂后若相信樊噲的高調和輕率，歷史恐將是另一番樣子。

“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迸c彈“古調”相反，唱高調之風今天雖大大收斂，但仍然存在。比如，那些大而無當?shù)摹翱谔栐挕?、磨破耳朵的“客套話”、逢場作戲的“表態(tài)話”、言不由衷的“奉承話”，仍可見在會場上悠蕩，在文件里露相。

在話風文風問題上，“高音喇叭，不如啞巴”。毛澤東一向對假大空文風深惡痛絕，斥之為“癟三”“裹腳布”“藏垢納污的東西”。當年，馬克思最為嚴厲的譴責語就是“空談家”三個字。李卜克內西在《紀念卡爾·馬克思》中寫道：“他痛恨吹牛拍馬的人，誰在他面前夸夸其談，誰就會倒霉……‘空談家’一詞是他嘴里最嚴厲的譴責語——他只要認為某人是個‘空談家’，就不會再理睬這個人了?！?/p>

話風文風的背后是作風。唱高調貌似高水平、高姿態(tài)、高見解，其實暴露出一個人思想的淺薄、人格的平庸和作風的虛浮。人們有理由從一個人的話風文風，判斷其思想境界高不高、專業(yè)能力強不強、提煉思考深不深、工作態(tài)度真不真。同樣，人們有理由從黨員群體的話風文風，判斷出一個政黨精神氣質的優(yōu)劣、執(zhí)政能力的高下、作風建設的好壞。

作家王蒙回憶新中國成立前，聽國民黨官員和共產(chǎn)黨人講話的差別：前者“官聲官氣，拿腔做調，公鴨嗓，瞎拽文卻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產(chǎn)黨人的邏輯、正義、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滿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談”。于是，他得出一個結論：“一看語言文字，就知道誰戰(zhàn)勝誰了?！边@種話語優(yōu)勢和獨到魅力，我們什么時候都不能拱手相讓。

為什么“高調”這邊唱來那邊和？就在于唱高調可以得高分、出風頭、長面子?！坝弥芾深?，時時誤拂弦?！庇谑牵瑐€別黨員干部刻意以迎合取悅上級，以虛言撈取資本，以嘩眾取寵騙取威信，以空頭支票糊弄群眾。

不論是愛唱高調還是愛聽高調，都說明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之風仍在，假話大話空話的生存空間尚存。《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指出的作風飄浮、工作不實，文山會海、表面文章，貪圖虛名、弄虛作假等形式主義問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消極應付、推諉扯皮等官僚主義問題，都是滋生壞文風壞話風的土壤。

部隊是要打仗的，“不可求之言語，獨見之于戰(zhàn)耳”。只表態(tài)不落實、只承諾不踐諾，不但影響黨的形象和領導威信，而且貽誤部隊建設。平時唱高調，戰(zhàn)時吃苦頭。吹大的氣球最怕針。到了血火交織、生死對決的戰(zhàn)場上，不論是愛唱高調者還是受其荼毒者，都將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空談誤事，實干興軍。年終歲尾，如何為今年畫好句號、為明年開好新局呢？不妨謹記鄧小平同志的一句話：“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