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照亮歷史
與絕大多數讀者一樣，初次接觸黃仁宇作品時，我還是稚氣未脫的學子。待到陸續(xù)讀完他的《萬歷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等著作，對其大歷史觀方有較多認識。他善于綜合和歸納，常常帶著比較思維觀察歷史，動起筆來有如速寫畫家，總是先勾勒輪廓和綱領，然后利用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知識對人物和事件進行解析，以扎實的細節(jié)穩(wěn)固其宏觀史學的概念。在我看來，黃仁宇能在史學著述上產生建樹，還有一個至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擁有在文學與史學之間保持平衡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當他踏上史學書寫的原野時，文學讓他的筆端產生了光亮。
所謂大歷史，本質上是一種宏觀史學概念，黃仁宇將其發(fā)展后自成體系，擁有了更加豐富的內涵。治學之人，如同瀚海行舟，人人渴望能有新的發(fā)現。構成其大歷史版圖的作品，需要在閱讀和思考中漸次加深認識。任何一段歷史，如果不拉開適當距離端詳，則容易落入管中窺豹、難見全貌的窠臼。黃仁宇通過拉開距離保持全景視角，期冀著尋找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而搞清楚存亡興替的深層原因。在一個可以形成思想范式的年紀，黃仁宇并沒有接受正規(guī)的史學教育，他一直奔走在最激烈的社會場景之中。他思考歷史問題時習慣于關聯時代背景，談論歷史事件時常與當下世界進行橫向比較；他善于從技術角度看歷史，鮮有從道德角度檢討歷史。這是他的方法，也是他的觀念。
理解了著述者，才可以理解著述。研究黃仁宇史學思想，對其獨特的人生經歷加以關注實屬必要。他少年時讀《史記》，即已受到歷史傳奇的影響，待到青年時期輟學從軍，奔赴抗日前線救亡圖存，抗戰(zhàn)勝利后被送往美國軍校進修，隨后退役二次赴美求學和生活。迫于生計，初到美國時他也曾在餐館洗碗刷碟或是做小工補貼生活。待到獲取密歇根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穩(wěn)定下來，開始潛心鉆研史學、追問人生意義時，黃仁宇已是人到中年，只剩一條大器晚成的小徑可走了。他自嘲這是“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事實上，黃仁宇在寫作上起步極早，少年時代即開始發(fā)表作品，抗戰(zhàn)初期便與田漢等左傾名流相識，而且與田漢長子田海男同在國民黨軍隊十四師、中國駐越北及駐印遠征軍服役，期間撰寫的親歷式系列戰(zhàn)地報道《緬北之戰(zhàn)》，日后成為研究中國遠征軍緬北作戰(zhàn)的珍貴資料。那個年代，黃仁宇與廖沫沙、范長江等已有交集。從探索救國出路再到尋找人生出路，他的目光一步步從云端降到大地。這些經歷讓他對歷史與現實的認識有了更多的感同身受。出現在他筆下的歷史人物，總是面臨著命運的起伏和現實的困境，似乎古往今來名留青史者都是在湍流中度過一生。開始史學著述之時，黃仁宇已過了熱血澎湃的年齡，但他的作品中依然蘊含著尋路的渴望。許多曾經云遮霧罩的歷史事件，因當日情勢造成迷局，時過境遷后重新予以回望，來龍去脈方有水落石出的可能。于歷史中尋路的事業(yè)，一旦在特定時空轉化為探究人類社會的問題，大歷史觀便生出了大情懷。從追問真諦到古為今用，黃仁宇的著述和研究生出許多煙火氣息，從而讓讀者在閱讀中認識已經走進史籍中的中國和正在行進的中國。
黃仁宇特殊的軍旅生涯，對其史學研究也有諸多影響。當學者們對戰(zhàn)爭帶來的開疆裂土、豐功偉績津津樂道時，黃仁宇關注的卻是支持戰(zhàn)爭機器運轉的因素及在更長遠歷史階段的影響。他就像作戰(zhàn)部隊的前出偵察員那樣，在適當距離上觀察目標并作出自己的判斷。比如論及綿延兩千余年的農業(yè)文明與游牧民族的沖突時，他對氣候因素就格外重視，指出氣候不利的時候馬背上的“剽竊者”就會南下劫掠種田的農民，因為收種規(guī)律會讓種田者擁有半年左右的口糧積蓄。他進而指出游牧民族的這種威脅在公元前3世紀便已經達到嚴重程度，由此催生了將北方幾個小國修筑的防御工事銜接起來的必要，而最終著手實施這一工程的秦始皇由此名傳千古。他強調了當時北方國防線與所謂的“十五英寸等雨線”的關系，這條雨量分界線從東北貫通到西南，其中一段與萬里長城大致重合。論及淝水之戰(zhàn)確定南北朝長期分裂局面時，他從軍事角度指出當時北方軍隊的騎兵戰(zhàn)術在南方難以有效發(fā)揮戰(zhàn)力，而南方軍隊長于水軍，擅長借助舟楫運兵而無行軍之勞苦，后勤補給也比北方部隊迅捷，但卻限于河流分布條件而難以向北方延伸。由此，南北雙方均受地形限制而難以取得更大作為?！稌x書》也指出苻堅因一水之隔而難以發(fā)起沖鋒，而晉軍雖然大勝也難以擴大戰(zhàn)果、揮師北上一統(tǒng)天下。論及1592年及1597年明朝軍隊兩次在朝鮮阻擋豐臣秀吉的戰(zhàn)爭時，盡管戰(zhàn)場上始終沒有出現決定性事件，但堅持到1598年時豐臣秀吉突然去世了。在黃仁宇看來，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算不上軍事勝利，而應歸功于張居正生前為補充國庫積蓄所作的努力，明朝軍隊能夠堅持到最后就是因為軍費和補給尚能維持運轉。黃仁宇剖析了諸如此類的一系列史實，在解構戰(zhàn)爭的過程中研判時代變遷及各個王朝的命運。
著述者個人的史學思想和寫作風格有無創(chuàng)新之處，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作品的成敗。閱讀黃仁宇系列史學作品，可以發(fā)現諸多史學流派的方法和成果。他注重歷史對現實的功用，將各家優(yōu)長納于大歷史觀之下，從信息集成和文學闡述做起，推動著述緩緩向前。他的寫作方式令許多同行學者感到訝異，但是如果將其放置在文學天平上，則一切都會顯得合情合理。黃仁宇作品中存在著大量精彩的夾敘夾議，提取的歷史細節(jié)都經過了精心選擇，這種寫作手法具有非虛構特征，也近似于美術上的寫意與工筆結合，更容易激發(fā)讀者的興趣。司馬遷在《史記》中還原上古、先秦社會的種種現實，將神話傳說等雜而記之，在史學著述上開創(chuàng)了自我風格。《史記》的文學價值，證明了文學照亮歷史不是異想天開，而是可以追溯到史學傳統(tǒng)的經典源流。黃仁宇的作品對歷史持寬容心，入世姿態(tài)靈活，坦承“注重想象，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他時常在論及某段史實時信馬由韁地旁逸出大量筆墨，要么是場景還原，要么是逸聞趣事。這種筆法成為其著述的一道景觀，猶如西方文學巨著中動輒出現的大段風光描寫。但與作家和記者面對現實生活進行記錄不同，黃仁宇面對的可是歷史的云煙，他需要借助想象鋪展并不存在的長卷，讓消失的風景重現。
許多歷史學家善于以考古發(fā)現為契機拓展學術邊界，在研究的歷程中奉真相為圭皋。不同時期的歷史書寫者，都會盡可能地將新的史學發(fā)現融入作品。黃仁宇則是將主要精力用在歸納比較和研判分析，尋找隱藏在歷史背后另一條小徑。毋庸置疑，分門別類地專事特定領域的研究，是把一口井掘深的關鍵，但這種開掘未必直通真相。拂去時間的塵埃之后，就會發(fā)現真相并不簡單。因為，新的塵埃很快又會落下，真相也不斷地顯現出不同的面孔。學者們即便縱論古今、言之鑿鑿，最終依然還有層層灰燼等待著擦拭。然而，歷史學家最重要的任務卻不僅僅是做一些灑掃庭除的工作。只有當我們放下那些機械式的認知，允許在雙眼和歷史之間存在一層人事迷霧和歲月煙云，那么這樣的歷史或許才是更加迷人的存在。看清楚這種現實之后，研究歷史就會自覺地用上辯證法，走上唯物論的道路。解析歷史事件和人物時，黃仁宇也抓住了一些微妙的細節(jié)。比如論及一代名將戚繼光抗倭時，他就注意到了當時社會文官集團崛起，而武官的社會地位下降到歷史最低點，將士們在戰(zhàn)場上出生入死卻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而抗倭并非圍剿海盜之類的烏合之眾，而是對付職業(yè)化的日本軍人。倭寇入侵初期，之所以屢次打敗明朝軍隊，是因為其指揮有度、戰(zhàn)術靈活，以海螺聲作為協同信號，揮舞雙刀時“上下四方盡白，不見其人”，而且善用弓箭和標槍，臨陣還精于心理戰(zhàn)，常常在盔甲上飾以金銀牛角、形如惡鬼。戚繼光組織新軍時，曾訂立一條募兵標準，竟然是“凡屬臉色白皙、眼神輕靈、動作輕快的人一概擯諸門外”，因為按照戚繼光的經驗，這種人幾乎全是來自城市的無業(yè)游民，在戰(zhàn)斗中不僅自己會臨陣脫逃，而且會唆使周圍人一起逃走，追究責任時又善于嫁禍于言辭鈍拙的人。在介紹戚繼光發(fā)明的“鴛鴦陣”時，黃仁宇對12人組成的步兵班如何使用裝備、動作要領、注意事項等都進行了精準描述，指出長槍是有效的攻擊武器，但如果不能刺中敵人而讓對方闖入槍桿的距離之內，則這種武器立即就成為了無用之物，這些描述令人讀罷恍如親身參與了戰(zhàn)斗。
學史知古今，著文曉興替。歷史浩渺如海，生命如浮塵飄忽來去，黃仁宇深諳登高而自卑的道理，他在學術上始終保持著警醒，感慨“我們也還不能夠知道宇宙結構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難預知今后的真結局與真趨勢”。當他名滿天下之后，一些史學研究者開始質疑其大歷史觀，認為他翻來覆去用作著述和研究的無非“數目字管理”“拉開了距離”等概念，并無什么深刻洞見和獨特發(fā)現。但是讀者們卻樂于接受黃仁宇著述中的文學氣息和漫談風格，喜歡聆聽這位有著務實精神的學者說古論今，共同思考我們在歷史長河中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問題。由此看來，稱其為大眾史學家似乎也算得上美稱?；蛟S，黃仁宇的史學作品有助于人們明白一個道理—研究中國古代史，不是為了回到過去，而是為了走向未來。
（作者單位：陸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