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范曄《后漢書》，流連于東漢光武帝麾下“云臺二十八功臣”的諸多事跡。尤其是讀及名列“云臺功臣”第五位的寇恂故事時，更為其文才武略和被“借寇”于民而擊節(jié)贊嘆。
范曄在《后漢書》中將寇恂與名列東漢開國第一功臣的鄧禹同列一傳，評價他道：“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就是說，他不但懂得儒家經典理論，而且按照儒家的要求修身養(yǎng)德。另外，他對人還很大方，經常把自己的“俸祿”資助給朋友和部屬，所以，當時的人們普遍贊揚他有長者之風，并有宰相的才能和器量。
在光武帝劉秀統(tǒng)一天下的過程中，寇恂不但有建策擁立之功，而且在軍事上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在劉秀征服隴右軍閥隗囂手下大將高峻時，當鄧禹等大將圍攻一年不能下、劉秀親自出馬也不能成功時，劉秀派寇恂出馬——結果，寇恂一到，殺掉了前來談判的高峻軍師皇甫文，第二天高峻就主動投降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殺使降城”故事——寇恂知道皇甫文是高峻軍事上的主要“心理依靠”，殺了皇甫文，有勇無謀的高峻只有投降一條路可走。
后來，當劉秀以河北為基礎展開統(tǒng)一全國的征伐之戰(zhàn)時，任命寇恂擔任至關重要的河內太守一職（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東西部），在這個崗位上，寇恂不但率領軍隊擊敗了更始政權前來搶占“地盤”的優(yōu)勢兵力圍攻，而且組織人力挽車，親自督促糧運，使運往前線的糧車“前后絡繹不絕”，有力支援了前線漢軍作戰(zhàn)。不但如此，寇恂還用河內的稅賦接濟當時朝廷文武百官的祿米。對于寇恂這段在東漢開國歷史上的重要貢獻，連后來的梁武帝蕭衍也稱贊道：“昔蕭何鎮(zhèn)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yè)；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把他的功績和西漢開國三杰之一的蕭何相比。
而關于寇恂最著名的歷史典故，就是“借寇”于民軼事。
公元27年（建武三年），劉秀拜寇恂為汝南太守?？茆斕仄陂g，不但取信于民，執(zhí)行輕徭薄賦政策，而且重視教育，廣修鄉(xiāng)校以提高當地群眾的文化水平。為了提高官員們的文化素質，他還聘請了當地能講授《左氏春秋》的人給官員們“集體上課”，自己也親自聆聽名師的講學。后來，寇恂回到朝廷擔任“執(zhí)金吾”（主管首都軍政軍務的重要官員）一職，成為中樞大臣。32年（建武八年），寇恂以“前鋒”身份率軍引導光武帝劉秀南下平定叛亂，路過潁川（與汝南相鄰）附近時，當地叛亂的“盜賊”們（實際上是農民起義）聽說寇恂“回來”了，全部主動歸降。這次在當時規(guī)模較大的農民起義就這樣不費一兵一卒消除了。
但是，當光武帝率領的大軍和寇恂會合，行軍經過長社縣（今河南長葛）時，卻遇到了一件讓光武帝左右為難的事：當地百姓紛紛“遮道”請求“復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即老百姓們攔住皇帝的車輦，請求皇帝“再借”寇恂留任一年，而光武帝最終也順應民意，讓寇恂在當地當了一年“縣令”——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借寇”事件。此后，史家就常用“借寇”一詞來表示群眾挽留地方官，含有對官員政績的最高稱美之意。這一點，又絕非歷史上有過“貪腐”污點的蕭何所可比。也許，這就是明朝大思想家王夫之評價寇恂“出可為能吏、入可為大臣者”的主要原因。
光武帝劉秀所開創(chuàng)的“建武盛世”，以及在他之后的“明章之治”，是中國封建歷史中政治比較清明、老百姓“幸福指數”比較高的歷史時期，而寇恂就是那個歷史時期為官施政的杰出代表。我們今天不知道他當時的具體施政方針和理念方法，但能夠讓老百姓如此“稱美”并“借寇”的官員，一定是一個愛民如子、敬業(yè)愛崗的典范?！敖ㄎ涫⑹馈彪x不開寇恂們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開卷有益，各級領導干部要多從“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中汲取營養(yǎng)，把讀史作為一種追求和愛好，在繼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提高官德修養(y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