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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中國著名語言學(xué)家陳望道將《共產(chǎn)黨宣言》首次譯成中文，正是這版油印冊子點燃了中國革命的火炬。很多人不會想到，作為存世不多的《共產(chǎn)黨宣言》中文首譯本中的一本，歷經(jīng)無數(shù)戰(zhàn)爭炮火依然得以留存，竟與一個普普通通的小村緊緊相連。

山東廣饒縣大王鎮(zhèn)劉集村，魯北平原的一個普通村落。上世紀20年代，王盡美、鄧恩銘等共產(chǎn)黨人在這秘密開展活動，王盡美介紹劉子久入黨。1925年春，劉子久受組織委派，回到劉集建立起中共劉集支部。

1926年農(nóng)歷正月十五，回家省親的濟南女子職業(yè)學(xué)校教員、黨員劉明輝來到村黨支部書記劉良才家中，掏出自己珍藏的《共產(chǎn)黨宣言》第一版中文譯本，交給了劉良才。她神情凝重地說：黨員都應(yīng)該學(xué)一學(xué)，它會讓我們明白革命的目的，知道今后走的路。

劉良才接過書，揣進懷里。他明白，他接過的不是一本書，而是神圣的使命。夜深人靜，劉良才常常召集黨員和進步農(nóng)民，一字一句地學(xué)習(xí)《宣言》。

在血雨腥風的日子里，白色恐怖籠罩全國。676種書刊被國民黨列為“非法禁書”，《宣言》名列榜首。劉良才冒著生命危險，在住宅墻角外挖了一個隱蔽地窖，把書藏起來，躲過敵人無數(shù)次搜查。

1931年2月，劉良才接到省委命令，赴濰縣任縣委書記。臨行前，他把《宣言》鄭重地轉(zhuǎn)交給村黨支部委員劉考文，叮囑他千萬要把書保存好。劉考文深知責任重大，他把書看得像命一樣珍貴。形勢稍一寬松，他就組織黨員群眾學(xué)習(xí)。一遇緊急情況，他就趕緊把書藏進糧食囤底、灶頭、房頂瓦下、鳥窩，使敵人的多次搜查落空。

次年8月，博興暴動失敗，廣饒縣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劉考文意識到，自己隨時都可能被捕。死，他并不害怕，但決不能讓《宣言》落在敵人手里。他想到，共產(chǎn)黨員劉世厚憨厚老實，平時不太引人注目。于是，他悄悄來到劉世厚家，把《宣言》交至劉世厚手里。劉世厚接過書，深深地點頭。

不出所料，沒過多久，劉考文被捕，劉良才也在濰縣英勇就義。為了躲避敵人的搜捕，1933年，劉世厚毅然攜帶《宣言》離開故土，沿路乞討為生，輾轉(zhuǎn)膠東半島，一去就是4年零8個月，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他才回到劉集。

1941年1月，日偽軍對劉集血腥屠殺，萬幸的是，劉世厚事先把《宣言》埋在床底，躲過劫難。

1945年1月，日軍再次對劉集“掃蕩”，慘無人道地放火屠村。已逃出村的劉世厚見狀，冒著熊熊烈火，沖回村里，爬上房頂，從墻縫里取出裝著《宣言》的竹筒，使《宣言》免于被焚。

后來，劉世厚精心制作了一個木匣子，把《宣言》裝起來，埋在地窖里。新中國成立后，劉世厚取出木匣，把快散架的書用線縫好，再用一塊粗藍布包起來，重新裝進木匣，外面又套了個木箱。

其實，劉世厚不知道，他用心血甚至生命保護下來的《宣言》，一直牽動著周恩來總理的心。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召開期間，已重病在身的周恩來見到《宣言》最初譯者、時任復(fù)旦大學(xué)校長陳望道，緊握著他的手問道：《共產(chǎn)黨宣言》最早的譯本找到?jīng)]有？那是馬列老祖宗在我們中國的第一本經(jīng)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心病??！陳望道看著總理期待的目光，遺憾地搖了搖頭。1975年5月，劉世厚把《宣言》交給政府時，周總理和陳望道先生已相繼辭世。

《宣言》是部“大書”“厚書”，劉集村的農(nóng)民沒多少文化，對《宣言》承載的厚重未必真正讀得懂；對主義、制度、政黨這些話語的深重含義，很難搞得明白。是什么支撐他們寧可舍棄生命而不舍棄《宣言》呢？我想，這來自于他們的純樸，這是農(nóng)民的生命底色。他們虔誠地相信，《宣言》為他們著想，《宣言》中有他們的希望和未來。他們把《宣言》看得神圣無比，這種樸素的理念成為堅定的信仰。

如今，這本《宣言》陳列在東營市博物館，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這本書系平裝本，長18厘米，寬12厘米，書面印有水紅色馬克思半身像，書名從右至左排列，只是“共產(chǎn)黨宣言”錯排成“共黨產(chǎn)宣言”。由于經(jīng)世流年，書的紙張焦脆了，裝訂開裂了，邊角也破損了，但《宣言》不老，精神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