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我們《西南軍事文學》舉辦了一次西藏“喜馬拉雅”筆會。我們被汽車載上了海拔5380米的查果拉，見到了堅守在那里的生命群體─查果拉哨所的全體官兵。他們是這一生命禁區(qū)的征服者，他們也是這一生命禁區(qū)僅有的頑強生命。請關注今日《解放軍報》的報道——

查果拉的鮮花

■裘山山

1997年8月，我們《西南軍事文學》舉辦了一次西藏“喜馬拉雅”筆會。途中，七八位作家驅車前往西藏海拔最高的哨所——查果拉。當我坐在顛簸不已時速卻依然在每小時七八十公里的吉普車上向查果拉奔去時，微微有些激動。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上査果拉。

同車的西藏軍區(qū)作家許明揚告訴我們，查果拉原來的意思是土匪出沒的地方，現(xiàn)在的意思是鮮花盛開的地方。這兩個說法我都聽說過。但此時，在去查果拉的路上，面對滿目荒山，面對在盛夏八月依然荒涼無比的群山，我對這兩個說法都產生了強烈的懷疑。因為無論是鮮花還是土匪，都是有生命的。而查果拉，是生命禁區(qū)。

我們被汽車載上了海拔5380米的查果拉，見到了堅守在那里的生命群體─查果拉哨所的全體官兵。他們是這一生命禁區(qū)的征服者，他們也是這一生命禁區(qū)僅有的頑強生命。

因為我們是從營部上山的，便為戰(zhàn)士們帶去了他們這段時間的書信和報紙。其中排長李春的信最多，有三封。于是大家要李排長交待，都是誰寫來的？李排長從實招來：一封是父母大人的，一封是戰(zhàn)友的，還有一封，他的臉紅了：是未婚妻的。

戰(zhàn)士們立即起哄，要求李春公布情書。出乎我的意料，李春爽快地同意了。于是，我有幸在海拔5千公尺的高山上，在荒涼的不生寸草的地方，讀到了一封感人至深的情書。情書的“作者”是位女大學生，她與李春通過發(fā)表文章成了筆友，進而成了戀人。就在我們去的時候，她已經從家里出發(fā)，分別乘火車、飛機、汽車向查果拉抵進，要在海拔最高處，舉辦一場婚禮。我想說，這是我所聽到的最美的愛情故事。

李排長的情書，讓戰(zhàn)士們興奮不已。圖中讀信者為本文作者。

查果拉到底是查果拉，沒過多久，我們一個個就開始大喘氣了，每走一步路都呼哧呼哧的，有兩位還不得不抱上了氧氣袋。但我們依然開心地和戰(zhàn)士們一起開起了聯(lián)歡會。

聯(lián)歡會開始，李春排長就笑瞇瞇地對戰(zhàn)士們說，我們先給作家們唱個歌吧，《鮮花獻給查果拉》。

這歌兒我知道，是我們軍區(qū)老詩人楊星火寫的。每個查果拉的戰(zhàn)士都會唱，每一代都會唱。當然，楊星火寫的歌很多，比如《翻身農奴把歌唱》，還比如《一個媽媽的女兒》。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們是楊星火寫的，更沒人知道她的那些傳奇經歷。我就和大家一起呱唧呱唧地鼓掌歡迎。

李春起了個頭，戰(zhàn)士們就唱起來——

金色的草原開滿鮮花

雪山頂上有個查果拉

……

歌聲一起，我的眼淚突然涌出，速度之快讓我毫無防備，身上連張紙巾都沒有，只好用兩只手去抹，結果越抹越多，滿臉被淚水浸泡，不得不狼狽地離開會議室，離開正在大聲唱著歌兒的戰(zhàn)士們——

查果拉山高風雪大

山上自古無人家

……

歌聲在荒無人煙的山頂繼續(xù)飄蕩。我跑出門外，躲在墻角繼續(xù)流淚，我都不知道我的眼里竟藏著那么多的淚水。馬上就有戰(zhàn)士抱著氧氣袋跟了出來，他們以為我是高原反應，讓我吸氧。我抱歉地解釋說，不是高原反應，一會兒就好了。

為了不讓戰(zhàn)士們擔心，我努力克制著，重新回到了會議室。但面對那些戰(zhàn)士的笑臉，面對他們干裂的嘴唇，我的眼淚還是不聽話地往外涌。我低著頭，不敢再去看他們的眼睛。我無法對他們說清這淚水的出處，我只能把它歸結為音樂的魅力。

接下來，作家劉醒龍喘著氣為戰(zhàn)士們唱了《小白楊》，作家王曼玲一邊吸氧一邊為戰(zhàn)士們宣讀了李排長的“情書”，讓戰(zhàn)士們開心得嗷嗷叫。只是因為缺氧，她念了幾段就堅持不下，我又接續(xù)讀信。我們的主編熊家海（已去世），則一個個地為戰(zhàn)士們拍照。他們都給戰(zhàn)士們帶去了歡笑和快樂，只有我沒出息，留下的是眼淚。

官兵告訴我，由于查果拉哨所海拔太高，來他們這里的女作家屈指可數(shù)。但是有一位女作家卻來過很多次，可能有六七次吧，而且她還是唯一一位在查果拉住過的女作家。她就是楊星火。上個世紀60年代，查果拉哨所被國防部命名為“高原紅色邊防隊”，楊星火很激動，寫下了《鮮花獻給査果拉》。從那時到現(xiàn)在，幾十年過去了，查果拉哨所的兵換了一茬又一茬，這首歌卻一直留了下來，成為永恒的歌。每一批新兵來到哨所，首先要學會唱的就是這首歌。

后來我們登上了查果拉主峰。

在那片滿是石頭、看不到一點綠色的山坡上，作家鄧一光忽然發(fā)現(xiàn)在石頭的縫隙之間，生長著紫色的小花。他指給我們看，我們蹲下去，果然看到一朵朵紫色的小花，像依偎著兄長那樣依偎著石頭，在冷硬的風中瑟瑟開放。

我驚奇地問它叫什么名字？有個戰(zhàn)士回答說，它叫駱駝刺。我不相信。它看上去是那么嬌小柔弱，和那高大粗壯的駱駝毫無相似之處，怎么會叫這個名字？那紫色的花瓣兒透明如薄薄的蟬翼，怎么扛得住這冷硬的高原的風？唯有它的果實很扎手，也許這就是“刺”的由來？

駱駝刺讓我再次相信了奇跡的存在。不然你無法解釋這不可思議的花。你無法想象它的種子是從哪兒來的，它是靠什么長出來的，它的細細的花莖為什么沒被大風折斷？它依傍的土地如此干硬，沒有河也沒有雨水，為什么沒被渴死？

寫到“渴”這個字眼兒，我忽然頓悟：它們是該叫駱駝刺，它們與駱駝不是形似而是神似，因為它們也和駱駝一樣抗干耐旱，它們不僅從石頭縫里長了出來，還努力地開出了花。

回到成都后，我即給楊星火老師打了個電話。我說楊老師，您寫的歌兒現(xiàn)在還在查果拉唱著呢。每個上查果拉的兵都會唱。她很高興，然后在電話里，一句一句地把歌詞念給我聽。

山歌唱給解放軍

鮮花獻給查果拉

……

我不會唱，我只能在心中一遍遍默想：駱駝刺也是鮮花，戰(zhàn)士們的笑臉也是鮮花，楊星火老師也是鮮花。

兩年后，楊星火老師病故了。那次通話，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的通話。這位雪山詩人，不但是高原的女兒，還是一個藏族兒子的母親。她的一生都與西藏息息相關，她的生命就是一首歌，永遠在高原上傳唱著。

査果拉的鮮花，是最美的花。

(作者小記：裘山山，女，原成都軍區(qū)創(chuàng)作室主任、《西南軍事文學》主編，主要作品有《我在天堂等你》《春草》等。作品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等。)